你有沒有投資抑郁症?

　　如果你讓别人知道你是做理财的人，那你可能又有一個新的兼職—心理醫生。特别是在這動蕩的2008年，你的理财心理咨詢業務繁忙得甚至會超過主業。我的朋友中就有很多這樣的傾訴人，他們的銀行客戶經理、同事朋友由于其到處傾訴，都能對他們的投資成績了如指掌。

　　通常來說他們的傾訴句式是這樣的，先提出設問“我到底還應該相信誰”，随後開始把曾經告訴他怎麽做能賺錢結果卻造成他賠錢的人的糟心事迹曆數一邊，最後慨歎，進而懷疑人生。

　　是啊，我們還能相信誰？一開始，我們身邊本來是充滿着聰明人的，無論發生了什麽影響到你财富的事件，他們總是能第一時間跳出來對你說一句：“嘿，你看我說什麽來着。”這樣的人包括你身邊的閨蜜、電視台廉價時段裏張牙舞爪的股評人、頻繁亮出買入和賣出點的股票軟件、我們的基金研究員們，還有令人高山仰止的“高盛先生”和“摩根先生”。但所有這些人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事後說中的概率要遠遠高于他們事前說中的概率。要知道，關于投資預測事前說和事後說的差别，要比避孕藥事前和事後用的差别還大10000倍。

　　大家都有病

　　對于以上這些問題，我和我的那些愛傾訴的朋友們各有一個總結，朋友們的總結是這個世界上除了自己和錢沒有什麽可相信的；我的總結是，他們由于投資問題，現在已經有了輕度的“投資抑郁症”了。

　　就像詹姆斯·阿圖徹說的，股票交易員進行交易時，由于置身于巨大壓力下，腎上腺激素會急劇分泌，但很多交易員對這種刺激的感覺上瘾；而在投資失敗時，我們需要發揮逃避責任的本能，當能夠找到很好的逃避通道時，失敗者們的腎上腺素什麽的肯定也“嘩嘩”發揮直噴，這也是“上瘾的資本主義”的一部分吧。

　　也許這個腎上腺分泌的突破口就是把責任推卸給别人，同時得到有力的回應。在一件事情幹得不順利的時候，我們就會産生這樣的念頭，比如“這件事幹得不好都是××的主意”，“如果我不聽他的，就會更好”。

　　在投資過程中也是這樣，賺到錢的時候我們疑心自己天生異秉，和巴菲特簡直是孿生兄弟，而在熊市中，我們卻總是不幸被“壞人”騙到。但如果推卸責任的手段得不到很好的現實認證，或用得過于頻繁導緻腎上腺衰竭，那我們就要陷入抑郁狀态。在深度下跌的市場中，大家就找不到現實來呼應自己的推卸，比如投資者埋怨股票軟件如何騙人，可他不用股票軟件了，股市照樣下跌而投資者照樣賠錢。這時候人的心态就會有點像怨婦流行說的那句話“男人沒一個好東西”。落實到投資中，就成了“沒有誰可以相信”。

　　專家還能信嗎

　　說到資本市場的專家，先不要說怨婦情結導緻的判斷誤差了，從理性來說，是不是應該完全相信專家本身就是個值得探讨的問題。用個歸謬法來解釋，就是如果專家對财富的把握那麽準确，又何必跑到“專家界”來混呢，直接進福布斯不就行了。英國的《經濟學家》雜志曾經作過一次10年期試驗，他們選了4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前财政部長，4名跨國公司的CEO，4個牛津大學的學生，還有4名清潔工。當這些人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通貨膨脹、經濟增長和全球石油價格走勢作預測的時候，正确率并列第一的是跨國公司CEO和清潔工，牛津的學生排在第二位，而那些部長預測能力最差。

　　還有一點，那就是投資專家們也是人，從他們推卸責任的水平上你就能看出來，他們的人性還很強呢。基金專家怕說錯話所以盡量把話說得模棱兩可；投行經常給出好幾種投資意見，并用複雜的術語來顯示他們的高深，而且他們的投資意見也常常是要提供給“理性而專業”的投資者的，言下之意如果你聽取他們的意見而沒賺到錢是你不夠理性；而電視股評人士幹脆可以直接跑掉，等下一個牛市再出來。相比之下隻有股票軟件還算稍微老實一點，悶着頭繼續給你發出買入賣出指令，這是因爲它們沒有腎上腺啊。

　　你的投資邏輯是什麽

　　緩解“投資抑郁症”不用割掉腎上腺，而是應該明白自己到底在使用什麽投資邏輯，也就是說你需要回答兩個問題，第一，你要用怎樣的思想來指導自己賺到錢？第二，你的思想能賺到錢麽？

　　大多數投資者是這樣的，在牛市的時候号稱是價值投資者，而一旦股市開始動蕩，價值投資者就都不見了，而開始做所謂的“波段”操作。當股市開始單邊下滑，波段操作全被套牢，也就是投資抑郁症發作的高峰期之際，波段操作者們對股市黑幕和陰謀論又開始樂此不疲起來。如果把自己從牛市到熊市一個輪回最信奉的投資信條記錄下來，你會不會發現不單是專家們不能相信，就連你自己也不能相信自己呢？

　　我們不能相信誰，就連自己也在内，這是腎上腺在作怪，也許是人性的弱點。在資本市場中或許戰勝人性的弱點才是投資者最需要完成的課題。 (本文來源：第一财經周刊 作者：崔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