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成功焦慮症”毀了青年

　　當前，從中央到地方，正重點落實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未成年人需要關心，剛剛成年、涉世未深的青年人思想道德問題也須重視。5月26日北京《法制晚報》報道，醫院收銀員阿亮以19歲的年齡涉嫌職務犯罪。阿亮們爲什麽會走上歧途，筆者認爲，流行社會意識對所謂“成功”的片面認定與過度強化，導緻“成功焦慮症”的産生負有責任
    
　　5月26日北京《法制晚報》報道：年僅19歲的醫院收銀員阿亮，在參加工作以來短短11個月的時間裏，大肆貪污醫藥費23萬元，用于購買電腦、汽車等高檔物品，潇灑奢侈，揮霍無度，從一個曾經是學校學生會主席、優秀畢業班班長的青年，堕落爲涉嫌觸犯刑法的年輕蛀蟲。阿亮的行爲令人震驚，也令人深思。
    
　　作爲一個小小的收銀員，阿亮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犯下如此“大事”，較之一些年輕公務員、國企年輕蛀蟲的職務犯罪行爲并不遜色。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曾發布一份國企人員職務犯罪案件的情況報告，顯示涉案人員年齡大多分布在30歲到50歲之間，還有部分不滿30歲，具有“年齡小、膽子大”的特征。醫院收銀員阿亮以19歲的年齡涉嫌職務犯罪，堪稱當前職務犯罪年輕化現象的典型。
     
　　“相對剝奪感”導緻犯罪理由不足

　　針對國企人員職務犯罪“年齡小、膽子大”特征，有人分析其中存在的心理因素，認爲與一些人的“相對剝奪感”思維不無關系——雖然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國有企業青年職工的生活水平有了絕對的提高，但是相對其他群體的收入，比如說私營企業、外資企業，他們會感到不如别人。在虛榮心或者攀比心理較強的情況下，這種“相對剝奪感”更加強烈，當他們覺得自己的貢獻與收益不成正比時，就會強烈地感到本應屬于自己的利益被“剝奪”了。
    
　　這種分析道理不夠充分。事實上，一個産生了強烈虛榮心和攀比心理的人，很難對自己的貢獻與收益進行真實客觀比較，會更看重自己得到了什麽，别人又得到了什麽，與别人相比自己還缺少什麽，應該如何奮起直追并一舉趕超……

　　以阿亮爲例，他應該很清楚，自己不過是職高畢業生，在醫院擔任收費員工作，盡管收入不高，但與自己的貢獻相比并非不成正比。在和那些收入高的朋友一起吃喝玩樂的時候，他感到不平衡的不應該是“利益被剝奪了”，而不過是怅恨自己沒有像别人那樣“成功”，不能像人們争相羨慕的某些成功人士那樣，一呼百應、一擲千金。

　　在渴望“成功”、追求“成功”、“不成功就成仁”的焦慮情緒的支配下，阿亮們逐漸放松了自律，喪失了理智，走上了職務犯罪的歧途。
    
　　“成功焦慮症”源自對成功的片面認定

　　阿亮們身上“相對剝奪感”或許有之，但他們患上了“成功焦慮症”則是可以肯定的。

　　從醫學角度看，焦慮原本不是壞事，它可以視同爲一種憂患意識，能使人警醒、催人奮進。但焦慮發展到嚴重的程度，就成了一種心理障礙。具體到“成功焦慮症”，其誘因在于流行的社會意識對所謂“成功”的片面認定與過度強化。在某種意義上，社會應對此負責任。

　　在傳統的官本位體制下，做官被認爲是人生中最大的成功。進入市場經濟社會後，官本位雖然根深蒂固，但金錢本位已經漸成氣候，足以與官本位相提并論，甚至猶有過之。大貪官胡長清坦言他“上上下下接觸了一些有錢人和做生意的老闆們，看到他們生活得很自在，自己開着小轎車，出入高檔酒店，穿的是名牌，喝的是洋酒，身邊還帶着陪伴，心裏有幾分羨慕”。在有些場合，連官本位也要向金錢本位看齊。能掙錢、掙大錢、錦衣玉食、出人頭地，就這樣簡單而粗暴地與“成功”劃上了等号。
    
　　青年應樹立科學成功觀

　　除了職務犯罪的年輕化，一些非職務犯罪的年輕化，也與“成功焦慮症”不無關系。看到過一個報道：一個年僅15歲的農孩下決心要以最快的速度掙一筆大錢，于是綁架了親戚家的孩子，以此勒索20萬元。是什麽讓一個質樸的農孩異想天開铤而走險？無他，惟“成功焦慮症”耳。
    
　　所以，我認爲，在當前，國家和社會應建立起新的成功評價體系，高度重視某些社會意識對青年的影響。年輕人也要自覺抵禦某些不良社會意識，樹立一種科學的成功觀，做有遠見、有耐心、從容大氣的勞動者，不讓發源于社會的“成功焦慮症”可能毀了自己的光明前途。
    
　　成功雖然有一些外在的評價指标，但更多地取決于當事者的内在感受；一個人對自己的成功認可度，與他所擁有物質财富的多寡之間，并無必然的聯系。世界上既有少年得志，也有大器晚成，既有萬衆矚目的榮耀，也有清虛自守的安甯。在各自不同的領域和地域，建立起了不同層次和程度的功業的公民，都應有自己的尊嚴和成就感。由于禀賦、性格、成長環境、發展機遇的差異，絕大多數人終其一生不可能成爲比爾·蓋茨，但隻要踏踏實實走好生活的每一步，每個人都可以成爲無悔的成功者。
   
　　對這些道理，青年該有清醒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