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艾滋小偷

　    2004年6月28日，悶熱。太陽還沒有出來，城市已經明亮起來。在江西省南昌市一條偏僻的小巷裏，晨練的人們突然發現一具幹瘦的死屍，有人撥打了110，警察很快過來，用裝屍袋運走了屍體。
　　他就是目前在南昌市 公安局公交分局登記在案的最年輕的“艾滋小偷”熊日華，病魔就這樣在一個平常的日子奪走了他年輕的生命。
　　熊日華出生在南昌市附近的農村，因爲家庭貧困，十幾歲就開始到南昌市和“小混混”湊在一起。那些“小混混”大都是吸毒的，沒多久，熊日華也染上了毒瘾。開始是吸，後來是注射，毒瘾發作時一時找不到幹淨的針管，就和其他的人共用，結果感染了艾滋病毒。吸毒，又感染了艾滋病毒，他的身體抵抗力急劇下降，不出幾年艾滋病就開始發作。
　　南昌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宣傳科的餘科長至今仍記得熊日華被抓來時的情景：“那天他就在我的辦公室，最初并不知道他有艾滋病，他主動撸起褲腿給我們看，我當時的感覺是觸目驚心。他的小腿嚴重潰爛，流膿流血。剛剛待了10分鍾.他就蹲下去說：‘不行了，難受。’看到桌上一隻茶杯裏有水，就抓過杯子，從褲腰上摸出—隻裝有一粒藥丸()的瓶子，把杯子裏的水倒進去狠狠地搖。我看他難受，就說帶他去醫務室。剛走幾步，他從腰間拽下一個注射器，吸滿用茶水融解的就用力往手臂上紮，很吓人。當時我就想，他可能活不長了。”
　　餘科長不幸言中，熊日華就這樣在城市的角落裏，悄悄地走完了他短暫的生命曆程。
　　面對一個隻有幾個月生命的“艾滋小偷”，記者聽到了他内心的忏悔

　　當一個“艾滋小偷”在面臨着死亡時，他的心理狀态如何呢？按照公交分局提供的線索，記者走進了位于南昌市八一橋附近的一條小巷裏，找到了南昌目前病情最嚴重的“艾滋小偷”陳亮。據警察說，他可能活不過今年。
　　這是個陰暗、狹窄的小屋，屋裏淩亂不堪，彌漫着一股難聞的氣味，記者努力抑制住那種翻湧而來的反胃感覺，才使自己不至于吐出來。
　　陳亮躺在床上，衣衫不整且肮髒不堪。面對記者的到來，他顯得有些漠然，隻看了一眼，便又閉上眼睛。大約過了十分鍾光景，他睜開眼：“你怎麽還不走？”“想陪你坐會兒。”記者說。“你什麽都不用問，我什麽也不會說，反正我是一個快死的人。”說着，陳亮又閉上了眼睛。
　　聽警察介紹，三十多歲的陳亮從小家境不錯，父母都是生意人，陳亮年少的時候并沒有因爲家境好而養成好吃懶做的習慣，相反，他覺得要靠自己做生意掙錢。成年後，陳亮用父母給的本錢養鴿子、寵物狗，—年能掙五六萬元。
　　在南昌，一年能掙五六萬元，日子可以過得有滋有味。但是陳亮不滿足于現狀，覺得、養鳥實在太累人了，依靠父母又覺得沒面子，有什麽辦法可以掙錢快又不累人呢？陳光想到了偷，偷一部手機，好歹也能賣個200元錢，一天偷兩部，—個月就有上萬元的收入，來錢又快又輕松。陳亮就這樣開始了他的小偷生活，而且出奇得順利，“入行”一年竟沒有被抓過一次，收獲最大的一次得手幾千元。
　　有了閑錢的陳亮，開始談戀愛，最初兩個女朋友，他都不是很滿意。第三個女朋友甚合陳亮的心意，他覺得自己很愛那個女孩，可是那個女孩覺察到陳亮在“小偷行業”謀生時，馬上離他而去。
　　失戀後的陳亮痛苦、煩悶，他早就知道很多同行吸“”，他也知道“”的危害，但是他還是吸了，因爲同行告訴他“”能使人忘記一切痛苦。失戀的痛苦是忘掉了，被毒魔控制的痛苦卻剛剛開始。陳亮隻知吸毒會上瘾，但不知道一旦沾上，對的需求就會越來越大，而且從吸發展到注射。由于注射時借用了其他“粉友”的注射器，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随着對的需要量越來越大，光靠偷竊已不能滿足吸毒的需求，陳亮就向家裏要錢。開始家裏還給他錢，後來父母被折騰得傾家蕩産，幾次送他去戒毒所都不成功，又看他感染上了艾滋病毒，就放棄了他。陳亮從家裏搬出來後在八一橋附近租了一間很小的房子，每天靠偷竊活命。
　　這種朝不保夕的小偷生活加重了他的病情，今年開始，他的身上開始出現潰爛，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就更加瘋狂作案，隻要能跑得動，他就出去偷，而且膽子越來越大，以前見了警察躲得比兔子還快，可現在他反而冷冷地盯着警察，那挑釁的目光似乎在告訴警察：“你來抓呀，我反正快死了！”
　　警察抓過他幾次，他都主動露出潰爛的身體，說：“我有艾滋病，我快死了。”警察也就無可奈何地把他放了。對于一個将死之人，警察除了把他偷的東西歸還失主，又能怎麽樣呢？
　　現在他偷得少了，因爲他感到身體已越來越沒有力氣了，死亡在一步步走近他。
　　記者見實在無法打開他的内心，隻好作罷，站起身準備離開。他卻說話了：“你想問什麽呢？”記者忙問：“假如讓你重新開始，你還會做小偷嗎？還會吸毒嗎？”他慘淡地笑了：“世上有回頭路嗎？沒有了。”“你還想念那個女孩嗎？”陳亮的臉突然陰冷下來：“你走吧。”
　　記者知道觸及了他内心的痛處，原來他并沒有麻木。
　　走出陰暗的小屋，外面是亮得刺眼的陽光，隻可惜年輕的陳亮也就隻能看到幾個月的陽光了。

　　看着幾個“艾滋小偷”堕落的片斷，記者的心變得沉重起來

　　片斷一那種飄飄欲仙的感覺毀了他的一切
　　付河家境不好，從小就在外面混，雖然讨了個姿色不錯又賢惠的老婆，仍改不了在外面混的毛病。偶然一次，他看到其他的“混混”都在噴雲吐霧，付河知道他們在吸什麽，忍不住也吸了幾口，誰知嘔吐不止。可是第二天他卻非常想念讓他惡心、頭昏的“粉末”，他向朋友要了一點，彈在煙裏。這回找到了感覺，從此不能自拔。
　　妻子見他吸毒，苦口婆心地勸，沒起作用，一氣之下決定和他一起吸。一個人吸毒經濟上都難以承擔，更别說兩個人了。付河有了“”
　　不讓妻子吸，一個人“獨享”。他那沒有經濟來源的妻子決心戒毒，可是到戒毒所是需要錢的。她聽說隻要堅持一個星期不吸，就可戒毒，于是她把自己關在家裏戒毒，結果在毒瘾發作的過程中自殘而死。
　　妻子死後，付河沒有太多的悲痛，他的毒瘾越來越大了，他要想方設法弄錢。付河開始偷竊，每天偷竊所得勉強夠買“”。感染艾滋病毒是他意想不到的，他沒想到共用針管會感染艾滋病毒。是别人借他的針管，他不知道那人有艾滋病，當他知道後，自己已經染上了。染上艾滋病，他也沒多大痛苦，因爲他知道就是不染上艾滋病，像他這種吸毒的人也活不了多久。如今，付河已經骨瘦如柴，稍微跑動一下就大汗淋漓。
　　片斷二逆反心理讓他迷上偷别人東西
　　魏基龍的故事非常典型，他在家是獨子，爸爸媽媽包括他自己都在一個效益很好的單位。從小不缺錢花，父母對他很嬌慣。也許正是放縱式的嬌慣，使他養成了逆反心理，容易得到的東西不想要，偏偏想要那不容易得到的别人的東西，尤其偷來的東西用起來更是舒服。魏基龍從小就有小偷小摸的習慣，家裏知道他的劣習，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18歲以後，魏基龍已在“小偷行業”小有名氣，成爲某一地盤的小頭頭，那一帶的小偷都歸他管。他就是在那群狐朋狗友堆裏染上了毒瘾，很快因共用針管感染上艾滋病。
　　他在吸毒并染上艾滋病之前，每次出去偷竊都穿着品牌服裝，打扮得很時髦，偷來錢喜歡買高檔衣服。感染艾滋病毒之後，每天要五六百元開銷，哪還有錢買衣服？現在魏基龍出來偷竊都穿得很破舊，面對警察也不再躲躲閃閃。
　　片斷三“你有艾滋病，警察就不敢抓了”
　　2003年11月，南昌警方抓到一個叫的“艾滋小偷”。他在公交車上偷竊時，被警察抓了個正着。被抓住時，威脅警察說：“你們别抓我，我有艾滋病！”後來證實果然有艾滋病，最後警方将偷到手的100多元還給失主，就将人放了。
　　審訊中，當警察問他如何感染艾滋病，他的回答讓警察大吃一驚：有同夥告訴他，“你有艾滋病，警察就不敢抓你。”
　　隻有25歲，因爲打工掙不到幾個錢，聽老鄉說做小偷來錢更快，就随一幫老鄉流竄到杭州、武漢作案。在一次分散作案時，被警察抓住了，關了半個月，罰了500元才被放出來。便有些心灰意冷，準備回鄉打工算了。同鄉對他說：“别回去，隻要你有艾滋病，警察就不敢抓你。”就真的讓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他把艾滋病證明随時放在身邊，警察一抓他，他就把證明拿出來，這一招還真管用。誰知好景不長，杭州、武漢都開始抓“艾滋小偷”了，他便逃到南昌，誰知南昌警察也敢抓“艾滋小偷”。

　　警方的尴尬：抓住“艾滋小偷”卻隻能把他放了

　　對于這些攜帶艾滋病毒的扒手，警方顯得非常無奈。
　　杭州市西湖區公安分局刑偵大隊來到杭州市古蕩區一家超市門口進行街頭反盜竊行動。
　　“其實，我們對‘獵物’的一切情況早已了如指掌，他們大多租住在附近民房裏；活躍在這一帶的有十幾名，因共享針頭吸毒而感染了艾滋病；他們每天晚上出來偷東西，然後買。”
　　一位警察告訴記者：“我們經常這樣跟着他們，一直等他們正在行竊時，把他們抓住，将東西歸還失主。然後，放了，沒辦法。”警察雙手一攤，無奈地搖搖頭。
　　這些人在被抓時也從來不反抗，“因爲他們知道抓了之後我們還得放他。”
　　攜帶艾滋病毒的違法犯罪分子應該怎麽處置？這位警察說，他第一次抓到攜帶艾滋病毒的小偷後，“我們報防疫站，他們登記完就走了。我們問，人怎麽辦？防疫站說他們不要。我們也沒敢把他們關起來，那麽多人關在一起，如果他把别人感染了，誰負得起這個責任？”
　　“從某個角度看，警察與艾滋病扒手的故事更像是一個黑色幽默，我們每天跟這幫人打遊擊，抓進來，幫事主拿回物品，然後放人。”說此話時警察一臉的無奈。
　　警察的無奈助長了艾滋小偷的嚣張。在感染艾滋病以前，他們見到警察溜得飛快。感染艾滋病毒後，在公交車上看到反扒警察他們一點也不慌張。當然，他們也不敢當着反扒警察的面作案。他們通常把艾滋病材料(複印件)帶在身上，警察一抓他們，他們既不反抗，也不逃，而是把艾滋病證明材料拿出來。
　　艾滋小偷如此有恃無恐，就是因爲目前還沒有有效的辦法來約束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還存在法律的空白。按照有關法規：小偷一年被抓到四五次，不管金額大小都可以判刑。但艾滋病小偷法院不處理，罰款也罰不到錢，更沒地方關。
　　南昌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的餘科長說：“我們也很想将他們關起來，他們在社會上流竄是個很大的危害，既吸毒，又有艾滋病，兩種東西—旦傳染他人，都是緻命的。可是關押是一個最大的困難，總不能将他們和其他身體健康的犯人關在一起。即使有地方關押他們，還需要經費給他們治病。吸毒人員感染了艾滋病毒，熬不了多久，艾滋病就會發作，總不能看着他們發作而不給他們治療吧，但是錢從何來呢？”

　　當社會面對某一問題感到尴尬時，那肯定是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警察的尴尬在于這些“艾滋小偷”無地方可關，即使有地方關，也缺少必要的經費爲他們治病，因此隻有把他們放了，讓他們流落于社會，讓他們自生自滅。
　　說穿了，警察的尴尬就在于錢的尴尬。比如說建一個專門關押“艾滋小偷”的監獄要幾十萬元，收監一個艾滋病犯人一年的醫療費用要10萬元等等，但是，這真的是一個大問題嗎？說到底，還是沒有對這個問題重視起來，沒有認識到這些“艾滋小偷”流落社會帶來的危害。
　　事實上，許多城市已經行動起來。比如杭州，今年3月兩會期間，一位來自政法系統的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關于切實重視解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吸違法犯罪人員收容治療問題》的議案，建議在杭州建立收治這類人員的工作機制，對這類因患艾滋病等傳染性疾病而難以執行勞改或勞動教養的人員進行封閉式集中收容、觀察、治療。另據了解，溫州也已開始籌建一個專門收治傳染病的違法犯罪人員的醫院。武漢市公安局也在郊外專設關押點收押了首例被刑拘的艾滋疑犯，花費了7萬元。
　　但這樣做真的能解決這一越來越嚴重的問題嗎？這也許是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的權宜之計吧。
　　艾滋小偷問題僅僅是社會問題掀開了一個小角，整治的路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