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艾滋病歧視更需要情感糾偏

　　僅僅是了解艾滋病的傳播方式并不能改變人們對艾滋病的偏見與歧視。歧視和偏見并不僅僅是一種知識的缺位，更是一種情感的外在表現，它是不以事實爲依據的。

　　 ——晉群(雲南大學新聞系)

　　慣常的思維總是認爲，隻要人們知曉艾滋病傳播的幾個主要渠道，隻要不與這幾個渠道發生交集，就可以消除對艾滋病的世俗偏見和歧視；但事實上，早有社會心理學家發現，僅僅是了解艾滋病的傳播方式并不能改變人們對艾滋病的偏見與歧視；換言之，歧視和偏見并不僅僅是一種知識的缺位，更是一種情感的外在表現，它不以事實爲依據。 
 
　　當五歲的湖南小**因爲攜帶HIV病毒而被醫院拒絕進一步治療時，筆者相信，醫院的退縮，不是因爲對這個**本身的質疑或厭惡，甚至，他們也許也會在心底對他有着絲絲的同情與憐憫，但是，在被誇大的傳染性和死亡幾率面前，醫護人員的專業知識已經完全讓位于他們在情感上對艾滋病持有的态度。

　　這種對艾滋病的情感偏向并不僅僅反映在醫護工作者中。筆者曾參與的某次艾滋病媒體培訓上，對于“你是否贊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應該集中到某個地方隔離起來”的判斷，同樣有不少媒體記者選擇了“同意”，雖然此前他們一直表示渴望獲知如何與感染者打交道的各種技巧，但在具體的事實面前，他們依然“忠實”地選擇了自己的情感偏向。

　　随着艾滋病研究領域的擴大，艾滋病早已突破醫學和生物領域，而涵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一個具體的感染者或患者的救治或生存，被附加進太多太多超越個人、超越醫療的内容。于是，以艾滋病爲代表的疾病變得不再是疾病，而變成了一個人社會身份和社會角色重新認證的标簽和過程，甚至建構成一個個特定的“文化群落”，有着對其成因、發展、社會意義的種種解讀。

　　在這樣的文化解讀過程中，艾滋病作爲一種因行爲導緻的疾病，我們看到的，就不僅僅是對疾病本身的恐慌，更是對某些邊緣生活方式的不認可甚至歧視，這種情感自然會逐漸從生活方式傳遞到艾滋病本身，而醫療工作者由于其自身的工作性質，決定了這種情感對他們的影響會更加明顯；另一方面，正是由于這種集體情緒的存在，一個單一的艾滋病個體的醫療經曆，往往都會上升爲一個公共事件，在媒體的争相報道和聲援中解決一個又一個的弱勢個體的救治和生存問題。

　　因此，醫療部門對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的“不接受”，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冷漠”或“無職業道德”就可以說清的，長期以來的情感偏向在他們即使不對五歲**做出任何道德評判的時候，也會以慣性的思維做出拒絕的回應。

　　建構的結果，似乎永遠都是爲去打破這種建構。其實早在上世紀60至80年代，美國女作家蘇珊·桑塔格就先後寫就《作爲隐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兩篇文章，以一名癌症患者的切身體驗，呈現疾病本身及疾病之外的象征意義的重壓。在《作爲隐喻的疾病》的開篇她便寫道：“我寫作此文，是爲了提示這些隐喻，并藉此擺脫這些隐喻。”

　　“隐喻”的産生往往源于未知與神秘，桑塔格的文章将披附在疾病身上的種種隐喻一一披露出來，爲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發想象；不是去演繹意義，而是從意義中剝離出一些東西”，從而“使疾病遠離這些意義、這些隐喻”，“給人帶來解放，甚至帶來撫慰”；同樣，在今天我們并不缺乏艾滋病知識的時候，在艾滋病越來越以極高的姿态參與到公共議程中的時候，是否也正是剝離種種加附在其身上的隐喻、從對艾滋病的情感偏向中走出的時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