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麽樣正确對待艾滋病

        畫面很暗。重重的敲門聲打破寂靜,出現了一座墓碑，碑前一束百合……這是國外早期的艾滋病宣傳品的一個藍本。整個片子沉重而恐怖，這種基調也是當年人們對待艾滋病的态度——艾滋病被認爲是敲開人類健康大門的魔鬼。

        片子早過時了，不過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駐京辦的孫先生倒是一直記着。聯想起國内赫然驚目的各種反艾滋病宣傳口号，他笑稱這是因爲大家都喜歡吓唬人，“把艾滋病叫做世紀瘟疫，其實瘟疫是指呼吸道系統的劇烈病變。而艾滋病隻通過性、血液和母嬰傳播，根本不通過空氣和水。”

        聳人聽聞還是起了作用:一系列帶有歧視色彩的行爲天天上演，變成了社會集體恐懼心理。艾滋病已經不隻是一個醫學問題。

        佑安醫院徐蓮芝大夫說這是一種錯位：人們過多地把疾病與感染的行爲聯系在一起，而艾滋病其實隻是一種病。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夏學銮教授考慮得更多的是學的角度：人們傳統的思想價值觀過多地側重于引發艾滋病的行爲方式，傳統做爲評價尺度角色強大。結果，艾滋病被妖魔化。

        不過在國外這種恐懼已經淡了——宣傳片調子變得柔和：一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男人孤獨沮喪的背影，溫暖有力的大手輕拍他的肩，“朋友，一起走”。很人性化。

        從恐怖到柔和，經過了二十年，二十年也寫就了一部艾滋病由被清除到被接納的曆史，宣傳品的變化隻是豹之一斑。與之相關的國際法《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和人權國際指南>中的一條内容是，不僅要靠立法改變人們的歧視态度，這還遠遠不夠，還要通過教育、培訓和媒體改變歧視态度。

        上面還舉了個例子：加拿大、南非等國已經制定了反歧視法。行政機關，比如人權委員會，通常調查和調節許多方面的歧視投訴，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經常被歸到殘疾這一領域。

        很平和的一段文字，文字後面人的尊嚴得以展示，人的個性得以凸顯。

        我們還應該記住伊莉莎白·泰勒、菲利·盧塔亞等等一些知名人士或是默默無聞的人的名字——一個勇敢的個人可以改變整個國家或社會對艾滋病的看法。